一、人文地理这个概念方兴未艾。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另一些与它的概念界限并不清晰的学科。做些梳理和检讨是必要的，因为流行的概念里最易存在方法和道路的迷乱。很久以来，扎实的体验和席卷的思潮之间，一种模糊的矛盾已经存在了很久。沿着感性的思路会议论到一些学科，它们都与人文地理的标签多少有关。它们都以人群、以人正存活其中的环境为对象，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但我们不求全面探讨，我们只想琢磨从学院，以及从社会所获感受的差别。眼下尚未起步，道路的思考，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二、这些学科大多不打实证主义的基础。它们立论很大胆；概括、理论，甚至对社会或人群的体系构建都成立得相当迅速。不用说与考据学相比，它们和一切求实派都区别巨大。因为那些学科只确认具体或个别的点滴，只根据已有的残存尽可能复原历史的一隅；而我们议及的这些与人文地理近邻的门户，要的就是解释和体系。
在探究社会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主观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主观的研究有两种。或是以一己的生命感受彻悟了问题的本质；或是盲人说象，粗制滥造可疑的描述和结论。
令人担心的现象至少部分地存在：文明的阐释者，不是民间、民族、山野农村的文明主人和生活者，而是高奥的学科原理和教授训练。
体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丰富繁杂，几近不可测知。它不仅源流交错，缺乏记载，而且类型繁多而差异微妙。它们隐约有着规律，但更有难以想象的、芜杂的特殊性。它有时色彩浓烈表露于外，但更多的是深埋自己。不用说心情；人们掩饰真实和心情的能力，简直就和他们的文明本身一样奥妙。
巨大的悖论就在其间：一方面，探究它们是人类智力发展无可非议的必然；另一方面，旧有学科的方法论不尽自然。它们基于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观特点，易于使伪学得以藏身。它们的一系列技术手段，同样也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至少，当我们企图以人文地理的角度，认识我们命途多艰的世界时，我们愿意提出这些疑点，供自己警醒。
三、语言是一个首先可以提出的质疑点。民间话语系统的丰富层层无尽。何止少数民族的语言，民间的方言、俚语、特定情境下的语意传递，甚至还有黑话，都是社会组织和文化真实，为了自卫设置的防线。
而从另一面，常见的则是会话能力的低下。刻薄些说，有些学者的语言基础不过是几个英语概念。按照调查表诱供式的交谈，不知能听来什么。难怪传播媒介特别喜欢模仿这一套，主持人面对摄像机搔首弄姿的采访，已经不知闹出过多少文化笑话。
一个叫作“调查”的词正在流行。是的，这个词汇已是天经地义的科学术语，无论它怎样与文化的主体，即民众，从地位到态度地保持着傲慢的界限。与之孪生的另一个词是“田野”。把人、文化主体、人间社会视为“田野”，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对这个术语更熟悉的考古学界，还有地质队员并非如此使用这个词汇。在我们守旧的观念里，只把地层、探方、发掘工地；把相对于室内整理的那一部分工作称之为田野。我们从不敢对工地附近的百姓村落，用这个术语来表述。
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启蒙的民族学大师摩尔根，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纳为养子。
必须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决非形式而已。这是一位伟人对自己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象征。
不幸更多见的，却是书斋三五年中，时做两旬采风，归来炮制二十万言的例子。而且继以上献国策，下为人师。要么粉墨登场，庄严地宣读于外国大学的答辩会。而洋人有几个知道中国的弯弯绕?归来都是“博士”，从此语言膨胀，步步压迫来源于底层中国的话语。
我们的人文地理，不走这样的路。
四、难以面对学问良心的还有，诸学的奠基，大都与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过程同步。比如日本民俗学界在侵略的三十年代，曾经同人相告：“如今满洲正流行这种学习，到满洲去研究吧!"还豪迈地提出“不是书桌之学，是做有用于现实的研究的民族学”、“响应国家目的之科学研究”等民族学定义。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研究，则直接与德国夺取中国山东有关。
更不用说大英皇家地理学会；它几乎是一块诸学的总招牌。若是他日余裕，我们有力细致重究它的各项专题的话，我们坚信会看到令人心悸的发现。可以说，在大半个世界沦为殖民地、而人民也再难恢复民族自信的代价下，它的发展史有多悠久，英帝国的世界殖民史就有多漫长；它的研究有多细致，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就有多圆熟。
而中国诸学则大都在那个母胎中破啼落地。难道学术血统就不会带有一丁点儿的胎记么?至少我们自己要清理这种瓜葛粘连，我们要朝着一种第三世界文明的倾向努力。
但是，政治的缘起，还不是今天探讨的主题。
但是应当尊重他们的填充开拓，以及他们对世界解释的努力。因为他们的愿望，也是朝真理跋涉。并不存在对知识积累的无端蔑视，可能我们最用心攻读的，就是旧有诸学的内容。换言之，恰恰我们感到了以民众山河挑战书斋学院的可能，我们读书的渴望才最迫切。书在被读懂的时候最为有趣。我们只是追求接近真知的方法，我们只是在另一个方向眺望。旧的时候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
五、从文明母亲的胎液里爬出来的孩子，在高等学府或上层社会，在思潮、教科书和恩师论文的烟海里被改造。无疑，书本的知识，尤其是必要的基本知识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已经到了指出的时候：求学有时也如断奶，“学者”好像特别容易发生异化。不能否认，一部分人在认知的路上南辕北辙，他们傲慢地挣脱着健康的母体，从不回头，越来越远。
讽刺其实早就存在：在我们刻苦攻读的学问中，有些是生活的常识。而常识一直在被可能毫无常识的人描绘和猜测，并日益将其复杂化。被画得逼真的大象，被猜中的掌中物当然值得尊敬；然而假若一切只是“纯粹的智慧演习”、若这些“应用研究”只是错误的游戏，那么如此学问，对于苦难的文明又究竟算是什么呢?
六、真实的知情者是生活者。对每天迎送的生活，对生长于斯的家乡，知道得最细致的是老农，是牧民，是社会底层的大众。对社会的真相，天下万民，生而知之。
但是民众知而不言。他们不习惯发言，羞于解释常识，没有头头是道的口才，尤其是没有书写的能力。他们还没有对文化的主权意识；对知识分子的洋洋洒洒，和也许已经离谱的解释，他们的态度毕恭毕敬。
也许学问的方法第一义，就是学会和底层、和百姓、和谦恭抑或沉默的普通人对话。一旦他们开口，一旦他们开始了指教，求学者找到的，就可能是真知，是谜底，包括自己人生的激动。
大地就如同矿藏。年轻人在投身进入时，用不着带表格，只需用心记取原样的生活。在目的在于追求自己生存价值的旅程中，源源的学问和规律，就像生活一样活泼。它多变，生动，并没有经过权威总结，没有哪一个现成的学科可以驾驭它。这时是读书的好时光；在心底已经出现感触的时候，读书开卷有益。前人的得失局限，此刻读来句句有用。所谓人文地理概念也是一样，它正在孕育，并未降生，它正在等着你的描述和参悟，等着它养育的儿女为自己发言。它就是你习以为常的故乡，你饱尝艰辛的亲人，你对之感情深重的大地山河，你的祖国和世界。不用说，我们这本小小的杂志，并没能做到充满这样优秀的内容。但是我们企图呼唤。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我们热望着新的文章，新的人。我们凝神等待着，对于文明的合格发言。
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命运坎坷。这种往往是政治造成的坎坷，遮蔽了科学的驳难。虽然背靠着罕见的文明和社会真实，原初的检讨还是久违了。在诸学中由知识分子建造的体系，并没有受到过严谨的，或者是直觉的质疑。
我们更留心的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研究，与现实世界本身之间，存在着的先后主次的关系。我们质疑的，是专家手里的那些事先准备好的调查表格，因为在他们离开宾馆姗姗来到“田野”时，皮包里表格的背后有一个舶来的方法论体系。我们的人文地理，渴望追求另一种体系。
诸学来自西方并不是怀疑的基础。与殖民主义的宿仇，也许更使穷国的学术追求客观。西方从来是人类思想的一个伟大来源。我们只是以更高的方法论探讨提醒自己。我们抱着幻想，我们直觉地相信：鲜活的民众生活中藏着正确的解释。我们预感：朴素的学术，明天将刷新权威们舶来的体系。
我们把剖析的矛，首先对准自己。我们给自己设置了禁忌与原则。如果说与殖民主义孪生的、西方学术的癌症在于，它曲解和压制了文明的创造者对自己文明的真实的阐释权；那么时光在百年之后，地点在国门之内，我们自己对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少数民族、文明主体的发言，是否就不存在话语的霸道、文化的歧视和片面的胡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