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如此之多的大事件蜂拥而至，考验政府的应对能力，检验国家的承受能力，挑战民众的信心和耐心；对我们的产业而言，也是一个考验、检验和挑战的过程，应激、应对，反思和展望。明天会怎样？　　

　　1.南方雪灾考验城市应急能力
　　　　
　　在200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侯瀚如就将其策展的主题命名为“紧急地带”，旨在探讨中国和亚洲城市在高速发展中，按照短期经济或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应急方式进行发展：整个城市空间由毫无关联的局部相互拼凑，而呈现出“后规划”的面貌。
　　　　
　　呈现为“紧急地带”的城市里，一方面依据发展宏图进行着城市外表的更新，其背后是GDP指标、政绩考核与任期，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的恣意自我生成。而当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真正到来时，中国城市大多一是没有应急预案，二是没有应急的公共场所，三是只能靠临时动员，成为了真实的“紧急地带”。春运期间逾50万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使火车站周围的街道也成为候车的广场，政府不得不出动大批警力进行秩序维护。突发事件对城市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混沌理论来理解。如果我们将城市视为整体化的系统，那么气候只是其变量之一。突发事件对于城市系统而言，意味着极端变量。这样的极端变量可能是气候，也可能是疾病、交通或社会群体事件。然而面对现实，无论政府意志、资本意志、文化权力意志都以“日新月异”作为目标的度量。在不可察觉的自然变化、突发事件和可见的社会景观之间，没有人会拿有限的时间和理性的资本提前为不可预知的未来买单。而中国城市在快速发展中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对城市应急能力的长期忽视，对与公共空间建设与维护的淡漠，加之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将使得城市系统更为频繁地应对各类紧急事件。(朱晔)
　　
　　2.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向前迈进一小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已于去年3月15日开始施行，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延长了建筑师考试合格的有效期。将一级注册考试合格有效期由5年延长至8年，二级由2年延长至4年。这是对诸多考生的重大利好。8年，只要你持之以恒最终通过考试一般不成问题。
　　
　　1995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是唯一为建设行业执业资格人员专门制定的国家法规。《实施细则》次年由建设部颁布。个人执业注册制度与单位资质是中国对建筑设计行业管理的双轨制，尽管趋势是逐渐淡化单位资质而走向个人执业资格，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实施细则》同样强调，从事建筑工程设计业务必须受聘于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但对于注册人员盖章之后的法律和经济责任没有特别的强调，这也是目前一些单位自行管理执业章，项目设计人与执业章分离以及注册证书被作为有价商品在市场上公开叫卖的怪现象的根源。虽然有关规定新增了对出借执业证书等行为的罚责，但责、权、利没有落实到位的注册执业制度还不是真正的注册执业制度。(李武英)

　　3.建筑工程设计招投标“潜规则”痼疾难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建筑工程方案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用以指导设计招标、投标、评标、定标等环节的具体工作。2008年上半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要分会场的深圳湾体育中心设计方案原中标方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海之贝”的中标通知书，被深圳规划局撤回一事，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有关设计招投标中的“潜规则”问题再次集中爆发，同时由于当事人李兴刚的“鸟巢中方总设计师”的身份，颇受重视。事件被各大媒体“热炒”，倾向一致的意见是李兴钢被“潜规则”了。
　　
　　基本上与此事被曝光同步，新成立不到一个月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原建设部代章的形式发布了《建筑工程方案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自5月1日起施行。很遗憾，事件的曝光稍许晚了几天，没有对管理办法的出台产生任何影响。按过去的经验，如此有影响力的事件对正在弦上的法律、法规的倾向性总是会产生较大的作用，正如“孙志刚事件”促使收容制度的废除，黑砖窑事件对《劳动合同法》的影响等。
　　
　　199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建设工程的设计必须进行招投标，但业界质疑之声不断。2000年10月8日，建设部发布了《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探性地提出了“概念招标”一词，8年之内设计招标的矛盾剧一直在上演，主管部门也一直在努力试图寻求一些不违反上位法而又能兼顾其特点的方式，然而却很难。(李武英)
　　
　　4.汶川大地震救灾与重建：政府的强大与困惑
　　
　　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最为强烈的一次地震，共计倒塌房屋778.91万间，损坏房屋2459万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灾后重建在时间和规模上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可以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方面来看。灾后重建主要属于政府行为，6月8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公布并施行，6月11日对口援建方案提出，9月24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出台……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表明，面对此次地震灾害，国家的思路依旧是集中的指令模式。而这一模式只适用于宏观把控的部分，因为自上而下的单极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系统层级传递过程中的耗散，也就是说从最高级指令到最终端的执行的时候，可能已经离题千里了。
　　
　　灾后重建所面对的现实是：一方面奥运热潮、食品安全、金融危机等一系列更为刺激鲜活的事件不断发生，另一方面自力更生和“等(政策)、靠(援助)、要(条件)”构成了灾后实际状况的两面。归根结蒂，资金和公共协助机制则是灾后重建的关键。灾后重建是一个特殊而庞大的生产机制，它包含了中央、受灾省、灾区乡镇、对口援建省市四地政府的各个部门，包含了地质、水利、基建、规划、建筑等众多相关专业的协同，包含了政府、企业、居民、施工单位等利益各方，而最终这个问题将会落实到资金上。专家预测，灾后重建的资金需要量在5千亿到1万亿元之间。对此，需要警惕的是借助灾后重建之名进行的新一轮城市开发和土地寻租的双向媾合。因为在特殊条件下，权力与资本的捆绑可以轻易地在科层制系统结构单元之间流溢，为私利找到极其堂皇的公共借口，却无视未曾消散的惨烈现实。(朱晔)
　　
　　5.中国式奥运留下丰盛的物质和文化“遗产”
　　
　　2001年7月13日——2008年8月，历时7年，奥运大戏曲终人散，无论从运动竞赛本身还是申办理念、场馆建设等方面均堪称圆满，毕竟这是中国政府有史以来运作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性事件。
　　
　　作为国家或城市的重大国际性事件，承办奥运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层面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举全国之力，办一届最精彩难忘的奥运，确实做到了。“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用来形容北京奥运也很恰当。虽然有“瘦身”等过程，但奥运还是为建筑行业提供了空前的大餐，巨资投入的场馆及其配套设施成就了为数众多的企业和个人，“鸟巢”、“水立方”等成为北京乃至中国的新标志，也成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建筑，将被载入建筑史册。
　　
　　不能不提张艺谋创意的开幕式，提供给世界人民的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是一场有关泱泱中华文化的精神大餐。他让即将承办的城市感觉无法超越，让开幕式成为奥运非正式却最是最重要的“竞技项目”。
　　
　　申奥成功之后，奥运概念支撑中国经济坚挺了多年，从奥运之后步入下行区间，是巧合还是必然？如果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在上半年，结局将会如何？HOW LUCKY CHINA IS！“中国特色”是北京奥运成功的关键词。(李武英)
　　
　　6.重庆地产窝案：规划权力寻租难抑
　　
　　重庆地产窝案使得潜藏在城市空间权力机构内部的权钱交易被曝光，再一次说明了当代以空间生产为核心的生产方式中利益博弈的激烈，同时显露出制度设计失位、权力监管缺失、权力网络化和城市规划专业权力化的特征。自1997年成立直辖市以来，重庆一直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房地产业高速发展。自2004年以来，重庆房地产开发投资每年新增100亿元以上，开发投资每年增速都在20%以上。在这一系列“窝案”中，钱权交易贯穿于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每一个环节有可能充斥着官商勾结。开发商与官员的钱权交易在“土地出让”和“调整规划”两个大项上最为突出，特别是集中表现在“调整容积率”、“调整土地”上。在重庆民间，有“规划规划，龟儿子乱划；有油水的就划，没油水的就不划”的顺口溜。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涉案相关职能部门各种规章制度相当完善，程序设计也很严格。而熟知规则的官员们在充当“运动员”的时候，因为自己给自己当“裁判”，所以可以轻易地“依法办事”。如调整规划均由开发企业向基层的规划部门提出，基层再向市局规划部门呈报，市局通过会议形式集体研究决定，但是在此前，台底的权钱交易早已完成。缺乏监督的权力运行使得貌似完善的制度形同虚设。
　　
　　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制度，在否定世袭官僚制的同时，以单极的方式造成了严重的体制同构，从而强化了传统的潜层结构。中国现代性的表层结构与传统的潜规则构成了中国行政组织的二元特征。在“家国同构”的背后，单极的行政同构模式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组织，它们大量地控制着社会资源、财产和意识形态，以权钱交易、官官相护的方式，导致权力的不均衡和利益不均衡，这也是2008年一系列社会问题突出的关键。(朱晔)
　　
　　7.632米上海中心开工，中国又跃新高度
　　
　　632米，中国摩天楼的高度再次被刷新。去年11月29日，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上海中心”正式开工，建成后它将成为中国第一高楼，与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组成“品”字型“三高”超高层建筑群。
　　
　　由美国Gensler公司中标的螺旋型上升的方案被称为“龙”。其诞生过程同样颇费周折：日资的环球金融中心中国“一高”的既成事实刺激了一些人，由中国人(或上海人)自己投资、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一座更高于环球金融中心的计划很早就暗中开始酝酿，动员了全国众多的设计力量参与，不时被媒体披露出来。但由于“9.11”之痛，“争高”运动受到了指责，上海方向多次出面“辟谣”，去年拿出了两个方案供选择，一个是SOM的，一个是Gensler的。最终确定为龙型入选，一个原因是它有继续“长高”的潜力，果然开工时宣布高度从方案确认时的580米变为632米。
　　
　　权衡之下，“最高”目标难弃，比较遗憾的是，中国设计机构却又一次错失良机，与重大标志性项目擦肩而过，实在令业界人士痛心、沮丧。是真的技不如人还是赢得自己人的信任更难？(李武英)
　　
　　8.金融危机爆发，政府救市巨资投入建设行业
　　
　　仿佛一夜之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上下半年形成鲜明的两极分化。从年初的防过热、防通胀，到年中的保发展、控物价，再到年末的扩内需、促增长，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之快堪比文学作品。面对全球金融海啸，各国政府表现得非常积极，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均以大手笔、高调救市。中国政府要在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保增长、拉内需，投向主要是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镇等基础设施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民生领域重大项目，尤其是加快铁路建设。核准了公路、机场、核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
　　　　
　　在中央政府巨大决心带动下，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发动，多达18万亿元的各地资金也呼之欲发，一时间各地都在抢着上项目，原本要经严格论证、长时间审批的项目，在短时间内都被批准，好像哪个行业不赶着上就会拖中国经济的后腿。政府的高调和决心到底给了市场和百姓多少信心？无疑对建设行业是重大利好，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景气的效果显现尚需时日，看看股市近期的表现，在2000点上下来回的游荡，其实就是百姓举棋不定的反映。
　　　　
　　在“救市如救命”的特殊状态下，如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各地方政府纷纷主导上马了众多的建设项目，导致全国范围的投资失控和投资过热，于是不得不又采取降温的调控政策，叫停了一大批建设项目，半拉子工程不少，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这一轮的应急，希望政府应该有前车之鉴，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投资责任制度、投资审核与监督制度，对各级政府主导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具体实施的建设项目一定要严格把关，冷静分析，要考虑投资的效果和效率，要广泛听取民意，科学论证，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更要防止上马那些为换来短期效益而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项目。(李武英)
　　
　　9.大规模的经济适用房建设何去何从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住宅商品化改革和住宅产业被作为拉动内需的重大举措提出，这使得经济适用房建设并不全是为了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还承载着拉动经济增长的市场任务，其结果就是在政策房和商品房之间摇摆振荡。由政策失位直接导致了经济适用房在运作过程中的结构性自身矛盾。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适用房，以行政权力发出，而其执行终端却落在了市场，于是经济适用房与普通商品房的价差，加上行政权力与资本市场不同运作机制，结构性地造就了新的寻租空间。
　　
　　面对2008年的金融风暴，政府提出4万亿救市和9000亿投入保障性住房，从表面上看这是既拉动内需，又解决民生的一举两得的事，但在房地产严重滑坡，存房量严重滞销的情况下，必将加大市场供应量压力，整体地影响房地产市场走势。而另一方面，在没有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与执行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这些住房哪怕修建起来了，也仅仅是救了部分参与其中的生产机构，而对于整体民生依旧是隔靴搔痒。对比时隔11年的两次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在住房问题上的对策，我们不难发现，在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实际困难时，在“应保尽保”的大口号下拨着GDP和既得利益的小算盘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社会阶层的金字塔底层难以稳固，如果各级政府仅以政绩作为驱动力，那么在丧失社会普遍认同的同时，整体社会生产结构必将在资本和利益的自由冲击之下分崩离析。
　　
　　《尉缭子》中借姜太公之口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面对金融危机的整体性挑战，面对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中国前路漫漫。(朱晔)
　　
　　10.改革开放30年，里程碑的发展带来思考
　　
　　2008年的12月21日，中央召开会议隆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即改革开放30周年。此时全国各行各业也都在为纪念而大张声势，回顾、总结，研讨、表彰。30年，对一个人而言是“而立之年”，是从无知到成熟并且已小有成就的成长的岁月。对中国的发展来讲，正好对应，改革开放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是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各行各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完成了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30年里，中国城市化进程从10%到46%，大建设的热潮席卷中国，成为全世界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整体的城乡面貌“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成就了诸多的境外公司，为他们提供了实践和扬名的良好机会。在这期间，中国的规划设计行业也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以及体制、机制的转变，技术、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但在这中外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占据高端和优势的无疑是境外公司，此时我方的“说词”是，毕竟30年只是一个成长的初期阶段，与境外动辄上百年历史的市场发育情况和企业发展状况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可喜的是在同样的阶段我们比他们进步更快。不幸的是，恰在这30年的终点线上，世界金融危机降临，未来的几年是在短暂的回调之后延续这30年来的行情还是就此成为拐点，局势尚不明朗，但却足以让这些30岁左右只见过牛市而未经历过熊市的企业增长经验，学会思考，真正成为生命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