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着改革开放的猎猎春风，我国的国家地质工作也随着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我国地质工作改革的亲历者，寿嘉华对这段历史的讲述饱含深情。


记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1978年，您怎样看待从1978到现在国家地质工作的发展历程？


寿嘉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地质工作非常重视，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推动了地质工作蓬勃发展，并设立了地质部统管全国的地质工作。然而，“文化大革命”使地质工作的节奏完全被打乱，地质调查质量低下，地质勘查工作陷入严重阻滞的局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的地质工作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我认为，我国的国家地质工作在这30年中大致可分为5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5年，这是地质工作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恢复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986年到1994年，是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第三个阶段是从1994年到1999年，以地勘队伍体制改革为主要特征的变革期；第四阶段是从1999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到2006年，为国家地质工作的发展期；2006年以后，《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发布后，国家地质工作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国家地质工作得到了大大加强。


记者：在第一阶段中，国家对地质工作进行了哪些调整？


寿嘉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的1979年1月5日，国家地质总局提出地质工作“以地质—找矿为中心”。1979年8月，为了贯彻国家“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国家地质总局制定了《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

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设立地质部，任命孙大光为地质部部长。1980年2月6日，恢复省级地质机构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1982年5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综合管理全国地质与矿产资源工作，主管全国地质勘查行业，增加了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进行监督管理、对地质勘查行业进行协调的职能。孙大光继续任地质矿产部部长。1983年，省级地质局随之改为地质矿产局。

在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三个“大手笔”在当时对我国的地质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记者：三个“大手笔”是指什么？


寿嘉华：一个是紧扣国家紧缺的战略性矿种如石油、铁等，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工作。尤其是以“东部挖潜、开拓西部、发展海域、陆海并进”为指导方针的新一轮油气地质勘查工作，在东海陆架盆地和西部塔里木盆地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发现了新的油气战略接替区。

第二是体制的理顺和职能的扩展，也就是将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以及各省地质局演变为地质矿产局，这在历史上是个大的飞跃。

第三是“基地进城”。由于历史的原因，全国地质战线上的“百万大军”大都生活在远离城镇的基地中，生活非常艰苦，为了解除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地矿部在1983年的郑州会议上提出，要在1983年到1990年之间，每年投入1亿元，把所有的地质队都搬进城里。虽然，由于物价上涨等原因，实际执行结果与最初的宏伟蓝图差距很大，但历史已经证明，“基地进城”的改革极具前瞻性和长远的战略意义，是稳定队伍的一项民心工程。


记者：为什么将1986年作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界？


寿嘉华：1986年，我国第一部《矿产资源法》出台。

朱训同志1985年接任地质矿产部部长后，在坚持“地质—找矿”为中心的方针下，地矿部党组提出了“部分地质工作成果商品化，地质勘查单位企业化或经营管理企业化，部分地质队伍社会化”的“三化”指导思想。这也标志着地质工作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艰难中起步。


记者：也就是说，在1986年之前，我国的地质工作始终在计划经济中徘徊？


寿嘉华：改革开放前，地质工作的目的和资金来源不像现在这样多样化，所有的工作都是单一性资金来源即国家投入，这样的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地质工作和矿业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但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找到了矿不一定会马上开发，盲目勘探了一大批至今无法利用的“呆矿；许多工作的部署没有“社会需求”这根弦；地质队伍膨胀、基地落后、装备陈旧、地质市场法律法规不健全等一大堆问题，让地质工作步履沉重。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严重禁锢了地质工作的效益。

在全中国改革的大浪潮中，地矿部门不可能独立于滚滚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其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地矿部门就开始研究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如何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推进改革。但俗话说“大船难调头”，加上地质队大都远离城市，许多人观念转变比较慢，要想跟上市场经济的脚步的确是困难重重。“臃肿”的地矿部门成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较慢的领域。可以说，在地质矿产部门，真正迈出改革步伐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


记者：改革的思路是怎样的？


寿嘉华：1986年，为了进一步推进地质工作体制改革，部党组研究并作出了“以开拓地质市场为改革的突破口”的重要决策，从而把之前提出的发展多种经营、广开生产之路、扩大服务领域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决策既使改革明确了主攻方向，又打破了地质勘查工作的高度封闭状态，在单一计划体制中打开了一个大的缺口，使地质队伍在走向市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1987年，地矿部制定了《地质工作体制改革纲要》，正式把开拓地质市场作为地质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开始了发展战略的重大改变。

经过一段探索，到20世纪80年代末，地矿部逐步形成了一套改革与发展的总思路，即“发展四种市场”、“实行两个有偿”、“打破三个‘大锅饭’”、“逐步推进三化”、“实现422工程”、“达到两个目标”。

发展四种市场是指国家订货市场、社会地质市场、多种经营市场、国际地质市场；两个有偿是指部分地质勘查成果有偿使用、矿产资源有偿开采；打破三个“大锅饭”是指打破矿山企业无偿占有和开采国家矿产资源的“大锅饭”、一些单位无偿使用非公益性地质勘查成果的“大锅饭”、地勘单位不论成果多少平均吃国家地勘费的“大锅饭”；422工程是指实施四项计划（探宝计划、减灾计划、科教兴地计划、安居乐业计划），进入两个轨道（地矿工作管理进入法治轨道、地质勘查活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达到两个目标（为实现国家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和21世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准备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脱贫致富，增加后劲，使地勘行业职工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小康）。


记者：让许多专业性强的地质队伍去搞多种经营，是否会削弱国家地质工作？


寿嘉华：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三化”的改革思路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但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由于当时的社会地质市场尚处培育初期，规模、容量和承载力都十分有限，在社会环境和配套法规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推进艰难。

地质工作走向市场并不意味着国家地质工作的削弱，其核心在于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分体运行。这一点温家宝同志后来诠释得非常明确。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公共事业，主要由国家建立专门队伍承担，其工作成果提供全行业、全社会使用；经营性地质工作，包括矿产资源勘查、水文地质勘查、工程地质勘查等，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经济评价为基础，实行有偿服务和地质成果有偿转让。做好基础性地质工作，可以减轻经营性地质工作的投资风险；广泛开展的经营性地质工作又有助于基础性地质工作的深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双向互补可以实现良性循环，持续发展。

在那段历史时期中，地矿部门对东部地区逐步推开1∶5万填图工作，并将1∶20万区调扩展到中国西部；部署了东部人口密集区的环境地质调查；开展了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出版了亚洲水文地质图，上海地面沉降得以控制；1∶20万区域化探扫面获得了大量的找矿信息；发现和探明了一大批以金和有色金属为代表的矿产资源开发基地；在南海、陕甘宁、四川盆地等地区油气勘查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有效地支撑着改革开放中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


记者：看来“三化”应该是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分体运行改革的雏形。后面的体制改革又是如何推进的？


寿嘉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需要耗费大量自然资源，地质工作面临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但由于我国公益性和商业性地质工作仍在混合运行，庞大的队伍臃肿低效，市场融资举步维艰，地质工作投入严重不足，难以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地质工作整体处于低谷。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充分肯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1994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明确批示：“地质队伍要逐步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野战军’吃中央财政，精兵加现代化设备，承担国家战略任务；‘地方部队’要搞多种经营，分流人员，逐步走向企业化。”这一指示，使中国地质工作发生了划时代的改变，也为地质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从这时起，中国的地质工作进入了重大变革期。1996年，部党组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九五”发展纲要，提出把工程勘察施工和矿产勘查开发一体化作为地勘队伍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提出加快建立地质勘查工作新体制，推进地矿业的“两个根本转变”。这个“新体制”的核心就是组建精干的国家级“野战军”，主要从事基础性地质工作和承担国家战略性找矿任务，即组织实施国家地质工作。


记者：可是，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为标志，地质队伍“野战军”是1999年才正式组建的。


寿嘉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地质体制改革进行得很艰难，仅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筹备工作前前后后就进行了8年。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原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组建为国土资源部，履行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职能。国土资源部成立后，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全面落实朱镕基总理的指示精神，积极稳妥、周密细致地推动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和地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199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地勘队伍实行属地化管理，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1999年年6月，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质调查新体制，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土资源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从体制上将公益性与商业性地质工作分离，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地质工作新体制框架。

体制理顺了，国家地质工作终于迎来了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记者：大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


寿嘉华：一是国家地质工作组织实施能力迅速提升，二是地质“野战军”队伍建设稳步推进。

温家宝同志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建时已指出，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组建，标志着地质队伍“野战军”的建设进入了实施阶段。2001年6月20日，国土资源部起草了《地质队伍“野战军”组建总体方案》并上报国务院。温家宝同志于6月21日批转国务院相关部门核批，并于6月27日作出重要批示。他在批示中强调，中国地质调查局不仅是国土资源部领导下的承担组织实施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的事业单位，还是地质队伍“野战军”的司令部，要根据中央的要求，适应新的形势，积极推进地质工作的根本转变，使地质工作更加紧密地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更加主动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

地调局一成立，局长叶天竺、党委书记王达就带领地质调查局领导班子组织实施了全国地质大调查工作。这次大地调采取新机制、新思路，运用新理论、新技术，取得了丰硕成果：围绕填补和更新一批基础地质图件，提高基础地质工作程度；评价全国矿产资源潜力和重点区域矿产资源远景，实现找矿找水新突破；评价重点地区地质环境与灾害，提高地质灾害预警水平。

比如：在青藏高原、南疆和大兴安岭北部的区域地质调查空白区部署了中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围绕重大基础地质问题关键带、重要成矿远景区带和国民经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区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修测；在东天山、雅鲁藏布江、西南三江、南岭等重要成矿区带，开展了铜、富铅锌、优质锰、钨、锡、钾盐等重要矿产资源调查评价；部署了我国管辖海域海洋油气资源和北方砂岩型铀矿调查评价，天然气水合物调查评价；进行了鄂尔多斯盆地、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以及西南岩溶石山等缺水地区的地下水资源评价；开展了油气资源战略选区和研究、三峡库区地质环境综合调查评价与监测、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估、西南岩溶石山地区地下水资源与环境地质调查等等。

地质队伍“野战军”建设分两个阶段推进。先健全完善中国地质调查局，再在省级与行业队伍中推进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在健全完善中国地质调查局方面，我们首先是围绕直属队伍建设问题，先后开展了大量工作，形成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单位结构调整方案》，推动了直属单位的整合和结构调整。在省级与行业地质队伍“野战军”建设方面，地质调查局组织专门班子，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各省和各部门，从领导干部、地质专家到基层职工，听取了千余人次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起草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出台了两个文件，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地质勘查队伍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方和行业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的意见》。这两个文件标志着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开始了新的历程。


记者：这个时期国家地质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与之前的有所不同吗？飞跃指的是什么？


寿嘉华：同以前相比，国家地质工作指导思想完成了两个转变，即从单纯以资源为核心转化为以资源——环境为核心；从盲目供给到从社会需求出发。

任何改革都要考虑到大的环境和大的背景。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矿业开始落入低谷时，许多国家地质调查机构就已经遭遇到生存困难或危机。于是，各国政府纷纷研究对策，重新定位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功能，设计国家地质工作的发展战略，并将这些功能和战略紧密地与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以促使地质工作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在中国地调局成立的时候，许多发达国家的地质工作已经完成了从资源向环境的转变，越来越重视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虽然我国与一些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有所不同，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对资源的需求量很大，但许许多多环境问题也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和人口压力增大已成为21世纪我国生存与发展的三大突出问题。所以，我国的国家地质工作必须紧紧抓住资源和环境两个核心，紧扣社会需求，渗透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为国家提供资源保障和环境安全保障。思想上的转变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这也决定了我国的国家地质工作向前迈了一大步，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经研究，我们认为国家地质工作必须坚持资源与环境并重的方针，开展区域性、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为国土资源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政府职能服务，为满足社会各界日益增长的地学知识与信息需求服务，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其内容应该包含四个方面：一是以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宗旨的地质工作；二是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与宏观决策开展超前性、预见性的前期地质工作；三是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地学知识与信息需求而开展的地质工作；四是为推进我国地质科技不断发展而开展的地质工作，促进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与融合，强化遥感、空间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的集成和创新。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起三个观念，即：树立大地质观念，面向经济与社会主战场；树立调查与科研相结合的观念，遵循地质工作基本规律；树立全局观念，统筹规划，整体推进。


记者：您所说的区域性、基础性、公益性和战略性是否就是现阶段国家地质工作的核心？请详细谈谈。


寿嘉华：这几点也是国家地质工作的特色和属性，我们的工作也是围绕着它们来进行的。

区域性是指国家地质工作的部署要有全局观念，因为地质规律是不可能受行政区划限制的，必须从国家层面上，在重要成矿区带、重点地区，统一规划、统一部署、整体推进，多学科、多工种集成作业，进行综合调查研究。

基础性是指国家地质调查工作中的基础地质工作，如区域地质调查、大比例尺填图、地层研究和地层划分等，这些虽然不能为国家直接提供矿产资源，不能直接获得经济效益，但对找矿大突破很可能有重大作用，可以通过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地质资料帮助政府正确决策。

战略性是针对矿产而言，即哪些矿种牵涉到国家经济命脉，哪些重点地区是我国矿产资源的战略部署区。比如，地调局部署了国家紧缺矿产资源的战略性勘查评价，开展了矿产资源开发基地接续资源的战略调查、地下水资源第二轮战略评价、陆地新区和海域的油气资源调查评价等。这些对国家资源安全问题的研究，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矿产勘查开发指明了方向，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稳定和提高中国国内矿产资源供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那段时间我们还论证了需要突出加强勘查的16个重点矿种、11个主要含油气盆地、13个大型煤炭基地和16个重点金属成矿区带等。

公益性指的是国家地质工作已从以往主要为找矿服务，扩展到为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减轻地质灾害和保护生态环境等多目标服务。比如，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宏观技术经济与环境评价以及生态脆弱区地下水资源及地质背景的调查，开展人口密集区的环境地质评价，以及后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农业地质调查、红层找水、地质灾害预警等，都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色彩。


记者：2004年，中国地调局升格为副部级单位，这对国家地质工作的开展有什么意义？


寿嘉华：更加有利于工作的顺利推进。地调局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地质工作，没有一个相应的级别规格会给许多工作带来不便，尤其是在与各省进行工作协调的时候。这次升格也表明了国家对国家地质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记者：《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发布后，我国国家地质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说是以《决定》为标志，我国国家地质工作进入了加速期？


寿嘉华：我认为，变化是显著的。国家对地质工作重要意义的明确和重申让各级政府都对地质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如今国家地质工作的服务对象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这对国家地质工作拓展服务领域、逐步深化起到了重要意义。

第一个变化是目标更明确了，特别是组织专家论证提出的主攻矿种和重点战略区，为科学部署矿产资源勘查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强化相关技术、质量、成果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个变化是国家重视使地质工作投入大幅度增长。之前，首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总投资为10亿元，其中还包括了土地资源监测调查等土地方面的内容，现在仅国家地勘基金就安排了20亿元，不仅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国家地质工作的投入力度，省级财政投入增长得更为明显。

第三个变化是体制机制上的变化——充分发挥了中央、地方和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多渠道投入地质勘查的机制。我认为，中央与地方公益性地质调查合作新机制的构建和应用具有历史性意义。2002年3月，中国地调局和浙江省政府签署了第一个省部合作协议《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合作开展“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协议书》，对省部合作多方参与机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决定》发布后，这种中央与地方公益性地质调查合作新机制已在矿产资源勘查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一种趋势。如今年7月，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徐绍史出席了国土资源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共同加快开展新疆公益性地质调查和重要矿产勘查的合作协议签署仪式，这也表明了国土资源部党组对这一新机制的认可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