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世英，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祖父是清贫的京官，父亲是喜欢钻研算术和格致（物理）的穷秀才，早年离家远去新民府（今沈阳）谋生，后来在著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部下当差。曾世英12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更趋衰微。1914年，他受辛亥革命“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与孪生兄弟曾世荣同时考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学习成绩虽名列前茅，但1918年毕业后即告失业，只得在家自修。１年后，他自荐到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3个月试用期满，被任练习技师，后因工作勤恳主动，破格升为副技师，主持绘图室工作。1928年该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又被任命为绘图室主任。在近10年的工作中，曾世英逐渐看出，这个外国人当权的机构只为保证天津租界免受水灾服务，并不关心河北平原的水利开发，改组后的派系之争，也使他渐生离意。1929年，经该会测量处吴思远主任介绍，曾世英拜访了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当时，丁文江应铁道部之约，将去四川、贵州踏勘预想中从重庆经贵阳至广州湾出海的“川广铁路”，需要一位既懂工程测量又搞过经纬度测量的人相助。2人接洽后，为了实现为民众做一番事业的宿愿，曾世英主动减少了1／4的薪金，欣然随丁文江一道入川。次年完成勘测任务后，转入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后为中央地质调查所）从事地图编绘工作，先后任技师、技正、简任技正。1935年秋至1936年夏，曾世英被资源委员会和地质调查所联合派遣，先去美国Ｓｙｒａｃｕｓｅ大学短期学习，随后考察美、加、英、法、德、苏、瑞士、瑞典、意大利等国的测绘制图情况。抗日战争时期，中、美、英、苏结成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同盟，1944年9月，曾世英被派往华盛顿，任美国陆军制图局顾问。翌年9月4日，即抗战胜利后的第２天，他就辞去军职，旋即返回了百废待兴的祖国。
    作为我国现代地图学的开拓者，曾世英赢得了测绘科学界人士的广泛尊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相继担任《解放日报》舆图部负责人、新华地图社社长、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和1959年，他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主编和总设计、《国家地图集普通地图卷》总设计。自50年代末，又致力于地名学基础理论和中国地名拼写规范化的研究。在以往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撰写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对地图学和地名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30年代主持编纂《中华民国新地图》及其缩编本《中国分省新图》；最近30年又开拓中国地名标准化研究的新领域，成就尤其突出。他热爱祖国、勤奋治学的精神，更为熟识他的人们所称道。
       呕心沥血编制《申报地图》
    1930年秋，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接受丁文江的建议，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负责编纂《中华民国新地图》，作为《申报》创刊60周年（1932年4月30日）纪念。3人商定图集编纂原则后，具体事宜由曾世英主持，翁文灏在该地图集序言中说：“编辑制绘则曾世英先生实任其工作”。同年冬，曾世英邀请方俊襄助，并物色了安炳昆、王锡光等10余位绘图员，在北平地质调查所夜以继日地编绘。1932年春完成编制任务后，曾世英估计该图定价高，难以向青年学生和一般读者普及，就向丁、翁、史三位建议另出缩编本，获得同意与支持。曾世英与方俊在《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基础上删繁就简，1932年冬即编成《中国分省新图》，并于1933年8月16日出版。次年4月22日，大本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也得以问世，二者习称《申报地图》。它们是推动我国制图事业跨入现代阶段的扛鼎之作，也是曾世英及其合作者对地图学最重要的贡献。以《中华民国新地图》为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对传统地图学的变革与超越。
    创新地图集的结构体例。我国的地图测绘源远流长，但传统的舆地图多附以长篇的文字解说，制图技术却徘徊不前。为改变这种状况，在丁文江领导下，曾世英确定《中华民国新地图》，由全国总图（即序图）、普通地图（即分幅图）和城市图3个系列组成，吸收各学科的调查研究成果；用表示自然和社会文化状况的几幅专题性全国总图，取代以往图集中所附的大量文字。借助丁、翁二人的关系，曾世英组织赵元任、竺可桢、张心一、谢家荣、侯德封等专家学者，编制了语言、气象、农产、矿产等专题图。在普通地图中，每一区域都有表示省区划分、城镇分布、交通路线的人文图，以及表示山岳高下、水体深浅的地文图。既便于不同区域间进行人文或地文特征的比较，又使同一区域内人文与地文状况两相对照。全国总图与分幅图、城市图，普通地图与专题地图，地文图与人文图，各种类型在此无不具备。曾世英及其合作者创立的中国地图集结构的新体例，构成了当代国家地图集的雏形。《中国分省新图》则将人文图与地文图合而为一，各择其要者绘入同一幅图中，不以经纬度切块而以省分幅，并以专题性地图为先导。这种作法更为现今多数普通地图集所采用。
    广搜实测成果，订正地理方位。用天文测定的经纬点纠正方位，是《申报地图》的主要成就之一。曾世英参考地质调查所收藏的各省测量局和水利机关绘制的7700多幅实测地图，以及出自俄、英、德、日等国之手的1500多幅中国各地实测地图，作为编制４４幅普通地图的依据。这些地图来源各异、精粗不一、体例混杂，更因缺少实测经纬度和三角网控制，彼此难以拼接。曾世英对这些称为“阿米巴”（变形虫）的原始图件逐个分析鉴定，用最新成果消除历来各本的错误，再由合作者把它们缩成同一比例套合对比。为求得正确的距离和方向，他殚精毕力上溯清初旧书，博考近时游记，征引地质调查所和印度测量局等尚未出版的新材料，获得了1000多个天文测定的经纬点，在详细考证之后，用以纠正旧图中的方位差错，并追索各地的高程依据，订正海拔。为便于区域间面积和地文、人文要素的对比，曾世英与丁文江商定，尽量统一各类图幅的比例尺。这些不易察觉的改进，提高了地图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此外，图集后附有36000条地名索引，并以不同字体标明其经纬度数值的精密程度，这在国内外均属首创。
    首次用地貌分层设色法淘汰“龙脉”表示法。30年代之前的地图精于记水而绌于记山，大都以毛毛虫或笔架式符号表示山脉，蜿蜒满纸却无法辨别地势高低和川原广狭。曾世英征得丁文江同意，首次代之以等高线和分层设色法。由绿色至棕色，显示不同高度带地势由低至高的变化，海平面以下则用蓝色表示，深度愈大，色调愈浓，并注明重要地点的山高水深，使各类地貌一目了然。这次成功的制图技术革命，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对我国地势的认识。受千余年来堪舆家“龙脉”旧说的影响，地学界一直流行着我国山岭脉络相通，起于一祖（葱岭），分为支派，五大山系横穿东西的错误观点。《中华民国新地图》第１次展现了中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征，从而在地学界开始形成我国地貌划分为３级阶梯的科学概念。
    精心选择地图投影方法。清代康熙《皇舆全图》采用梯形投影和圆柱投影以后，虽然改进了“计里画方”这一传统制图法的若干缺陷，但仍旧不能解决图上距离、方向、面积同实际状况相差过大的矛盾。曾世英在方俊协助下，比较各种投影方法的优劣，在分幅图中采用变形程度较小的多圆锥投影，全国总图则采用亚尔勃斯投影法（即双标准纬线等积圆锥投影），根据中国疆域的位置选定标准纬线，从而使图上所示面积与实地面积相等，各点之间在方向和图形上的失真也减至最低程度。由于投影选择得当，实际地物（如青藏高原）的平面形状和面积，都在图上得到了准确的表示。在此基础上，曾世英指导有关人员，根据我国东部的1：100万和西部的1：400万原图，采取先用求积仪在图上量测，再回归到球面上的办法，第１次接近实际地得出了全国各省区的面积，基本上解决了当时各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现在的省界已与过去不同，但那时求得的全国总面积却与近年的量算值大体一致。
    《申报地图》出版后风行海内外，仅缩编本的《中国分省新图》，在1933—1939年间就先后出了４版，销行约２０万册，与当时一般图书一二千册的销量相比，简直是天文数字了。学术界认为：“《中华民国新地图》之完成为一绝大贡献，可与世界进步之地图并列而无愧色”、“在中国地图史上是空前巨制”、“确已划了一个新纪元”。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地理杂志》（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和美国纽约地理学会《地理论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等多次刊登书评：认为两图“全部制作技术都是高水平的”，“是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中国地图。此后国内外以它为蓝本或受它影响的中国地图，据统计多达40余种版本。解放初期出版的地图，都注明“国界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1957年8月，由地图出版社出版、曾世英为总设计兼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就是在《申报地图》解放初期的修订本（因故未出版）基础上设计成的。
    《申报地图》出版之际，适逢抗日救亡运动兴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中“览此美丽河山，因而益激发其爱国心，奋袂以图桑榆之复”，该图集成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好教材。1936年4月，张学良将军到延安，将最新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赠送给周恩来同志，并语重心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人们还看到，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周恩来同志办公桌上，放有《中国分省新图》；西柏坡革命纪念馆毛泽东主席办公室，挂着曾世英、方俊、周宗浚以《申报地图》为基础编制的《中华民国地形挂图》。这是历史对曾世英呕心沥血编绘《申报地图》所作出的充分肯定。
    开拓地名标准化研究新领域
    曾世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成就之一，是关于地名标准化的研究，在地名译写、地名正名、地名罗马化以及建立中国的现代地名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促进外国地名汉字译写的统一。50年代初，由于存在着多种翻译方法和若干技术问题，外国地名的译写非常混乱，一个地名在10本书中曾有11种汉字译法。曾世英1956年提出，名从主人是翻译外国地名的最高原则，一般地名应按主人的称说和读音、按统一的译音表译写，惯用已久的少数地名可按约定俗称的原则处理。他还就统一译写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实施步骤，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与叶圣陶、夏坚白联名提出了“成立地名译音统一委员会”的提案。1965年，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主持下，成立了“人名地名译写统一委员会”，曾世英组织有关专家，仅用半年就修订了英、俄、德、法、西班牙、阿拉伯６种语言的地名汉字译音表，为社会各界提供了用汉字译写外国地名的科学依据。
    积极推动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规范化，大力倡导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基本地图（１：5000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施测的，受汉字表音的局限性和测绘人员方言差别的影响，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混乱。曾世英在分析新疆实测地图的地名调查资料时发现，在仅占全区面积３％的范围内，维吾尔语“溪沟”一词的译法竟达92种之多，其它地名常见词也有类似的混乱，这一情况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地图出版时译名得到了统一。《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曾世英积极倡议在野外地名调查中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记音工具，再据以译写汉字。在外业测量队年终修整期间，组织举办汉语拼音学习班，并根据各自的需要，分别学习蒙、维、藏三种文字的拼音知识，提高了他们译写地名的业务水平。1959年，曾世英受命在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筹建我国第一个地名研究室，主持制定了维吾尔语、蒙古语、藏语、柯尔克孜语、西双版纳傣语等多种地名译音规则，由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联合发布，有力地促进了地图测绘工作中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规范化。
    曾世英认为，汉字译名与少数民族语地名原音之间的出入，可以借助《汉语拼音方案》来弥补。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字大多由字母组成，这些字母和汉语拼音字母都代表音素，依据国际习惯，在分析两者的对应关系后，可以采用字母对字母的转换方法，如同斯拉夫字母拼写的地名可用罗马字母转写一样。有些文字虽然也由字母组成，但地名的书面形式和口语脱节，则只宜从音（即所谓音译）而不宜转写，即使这样，也比用汉字译音准确。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将音译和转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曾世英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胡愈之和民族事务委员会萨空了帮助下，组织少数民族在语言研究、教学、出版部门的学者和专家，制定了《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由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1965年联合颁发（1976年作了修订）。其后，在我国出版的汉语拼音版地图中，维吾尔语、蒙古语、藏语地名采用音译转写法，受到了国内各兄弟民族的热诚欢迎和国际上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地名国际标准的组成部分。1981年，曾世英20多年的研究成果的总结——《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一书问世，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地名标准化工作的理论基础。
    清除外来地名，维护祖国尊严。曾世英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残留在我国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图上的外来地名，作了认真的清理。这些经外人肆意篡改后强加于我们的地名，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1976年初，他和杜祥明查找核对了我国出版的地图以及西文、俄文图书后发现，在藏北高原及其附近地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的所谓“考察者”以西方人名或地名擅自命名的山岭、河湖等自然地物名称竟达100余个，我国制图工作者因不明底细而用之于中国地图上的尚有54个。1985年，曾世英将西方出版的海图和我国自己的地图相对照，查出东南沿海岛礁名称中译自英语称说的达961处，其中以西人姓氏或外国地名命名的有236处，不仅曾被我国早年出版的地图所照搬，现在也仍有其残余，如福建马祖列岛中的 “高登岛”，旧籍原作“戈登岛”，后改“哥登岛”，显系译自英国海图，因纪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英国刽子手戈登而得名。曾世英认为，在我国的领土上存在上述各类地名，有损中国的国格，必须予以彻底废止，恢复其本来面目。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现在，西部地区的外来地名已被革除，东南沿海地区也在逐步清理之中。为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他正以耄耋之年从事南海诸岛地名问题的研究。
    呼吁和扶持地名学的建立。早在1939年《中国分省新图》第４版序言中，曾世英就提出了实现地名标准化、仿效欧美国家设立地名审查委员会的想法。1960年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作了《地名学应作为一个空白学科来建设》的书面发言，呼吁顺应世界学术潮流，建立中国的地名学，以提高地名译音的质量。1962年又与杜祥明合作，在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提交《地名学的国际现状与研究方向》一文，引起国内对这门新兴科学的关注。60年代以来，曾世英潜心研究地名学理论，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还不遗余力地扶持学科建设。1979年《地名知识》杂志公开发行和1989年创刊10周年之际，他分别撰文祝贺。80年代初，又多次与年轻同志一道，深入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调查地名，随后又担任了31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总编委会副主任委员。1982年，他以83岁高龄登上大学讲坛，为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开设的《地名学讲座》授课。1983年，曾世英和林超、褚亚平、陈桥驿等20余位学者，提出成立中国地名学会的倡议，并作为筹备者之一奔波操劳。当1988年中国地名学研究会成立后，他又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1990年8月，年已91岁高龄的曾世英又不辞辛劳地奔赴西安，参加城市地名管理学术研讨会。他为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发展所作的艰苦努力，赢得了后学者深深的钦敬。
    努力推进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化。用罗马字母拼写我国地名，是实现中国地名国际标准化的需要，但以往没有统一的标准，致使同一个中国地名在不同的罗马字母文字里拼法各异。曾世英在50年代后期的研究工作中，就较早地致力于消除这种混乱。他认为，威妥玛式拼法虽然在国内外已沿用了100多年，却并不完全符合汉语的读音规律，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就应当用来取代包括威妥玛式在内的各种外来拼法，扫除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化侵略的残迹，从而正确地、统一地拼写我国的地名。1974年和1977年，地图出版社相继出版汉语拼音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曾世英积极为编纂工作出谋献策，他所倡导的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汉语地名、依据音译转写法拼写蒙、维、藏语地名，在科学性和适用性方面，获得了国内外人士的赞赏和支持。1977年，联合国第３届国际地名标准化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我国的提案，“以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中国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曾世英对此具有不可湮没的开拓之功。有人认为，威妥玛式至少在英语中根深蒂固，如果中国地名放弃这种拼法，会给国际交流造成很大困难。曾世英为此撰写《中国地名的罗马化》一文，分析了在欧美颇有盛誉的《泰晤士世界地图集》对中国地名的拼写情况，以统计数字有力地驳斥了上述谬论，阐明了废弃威妥玛式拼法的历史必然性。该文由我国代表在1977年2月纽约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上散发，进一步增强了国际上对我国确定的地名罗马化方针的支持。
    关于为外语读者服务的我国地图上如何拼写地名通名，存在着按外语意译和按《汉语拼音方案》拼音两种主张。曾世英1987年在《地理学报》发表《试论我国地名的罗马化》一文，认为只有采取本国的拼写形式，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才符合推行单一罗马化的要求，并根据多种外国地图统计证明，通名从音符合欧美制图习惯。针对“外交文件中见过的通名意译写法不宜改变”之说。1988年7月在中国地名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曾世英又宣读了论文《再论我国地名的罗马化》，以中国与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４国边界地图上出现的通名统计证实，按原语拼音是主流，而以外文意译是例外，力主在代表国家版图的地图上，通名采取拼音而不从外文意译，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回顾中国地名国际标准化的进程，我们不能不铭记曾世英为此倾注的满腔热情和他所付出的巨大劳动。
    执著的追求，无私的奉献
    曾世英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任职期间，有４位同事先后在野外工作中被土匪杀害。他怀着强烈的悲愤，不顾友人劝阻，于1941年率队深入人迹罕至的松潘草地，出色地完成了测定黄河上游方位，并配合地质土壤调查的任务。1946年美国商人雷诺妄称世界最高峰在阿尼玛卿山，并以免费乘坐其私人飞机观看为诱饵，邀请曾世英和地学界其他知名人士参加，曾世英予以严厉拒绝，揭露了这个企图借此偷运圆珠笔进口的走私贩子所设置的骗局。
    在顺直水利委员会工作时，曾世英就被同事们称为“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人”。为了印制实测缩绘的１：５万地图，他与天津一家设备简陋的小厂合作，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解决了多色套印的技术问题，不仅使已被该会英籍总工程师利用职权远运伦敦的这批图件重返国内印刷，而且印出的地图质量优良，所需费用也只有英商索价的１／４。然而该会在1928年结束时上报北洋政府的报告中，却将为此事出力最多的曾世英、傅绍洲、顾民逸３人的名字，改为曹世英、傅治洲、顾民远，抹煞功绩近乎天衣无缝，曾世英对此举仅一笑置之。当他主持编绘《中华民国新地图》时，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使这部皇皇巨著从开编到脱稿仅用了不足3年时间。撰写《再论我国地名的罗马化》一文时，曾世英已届８８岁高龄，却趴在地上借助放大镜查阅几乎铺满办公室的一张张边界地图，分析考证地名的拼写问题。90岁时，仍一丝不苟地为出版外文版国家大地图集撰写编辑方案。曾世英治学勤奋而严谨，1983年，他在《地名知识》第２期发表《做好地名工作，展开学术研究》一文，有位读者就其中个别说法提出异议，他仔细核对后，随即在该刊第６期登出一则短文，肯定了那位读者的意见，并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关心地名学的建设。
    作为地图学家，曾世英非常重视培养我国自己的印刷技术人才。1983年，《中国分省新图》编成后，他坚定地主张在国内印刷，避免了国家利权溢向正在猖狂侵华的日本。在史量才和黄炎培支持下，该图集交上海中华书局印刷，不但质量出人意外地精美，一批技术力量也同时成长起来。曾世英还特别强调地图的地理性，40年代就注意吸收地理人员参加地图编制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国家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从事地图事业的中坚。
    曾世英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民族昌盛而无私奉献、奔走呼吁的过程。在国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年月，他多次尽其所能为国分忧，表现了科学家的拳拳之心。30年代初，傅作义将军率部在平北怀柔一带进行“长城抗战”，曾世英化名“曾六”，给天津《大公报》汇去银洋600元，请他们转赠抗击日寇的傅部官兵。这笔钱当时可买几百担大米。曾世英的这一义举经《大公报》披露，全国各地群起响应，最后捐赠款项达数百万元。傅将军用其购置了几百辆载重卡车，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抵御外侮的全体将士。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曾世英又将私人汽车以2000元低价售出，全部捐助抗日。嗣后，遇有征召则踊跃输将。毁家纾难，感人至深！
    曾世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怀着对发展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热切期望，提出了许多针对性强、措施得当的提案，深受承办部门的欢迎。仅在政协会议上，他独自或与别的委员联名提出的提案就达53件，同志们称他是“无党派组著名的多提案委员”。《国家大地图集》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领导制定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的重点任务之一，它的编纂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1980年，曾世英在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带头提出了“国家大地图集应列入国家规划，继续编纂和公开出版”的提案，受到国务院和国家科委的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重新成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后，他被任命为总编委和普通地图卷分编委副主任委员。对于普通地图卷英文版中的地名罗马化问题，曾世英会同其他委员，在政协六届四次、五次会议上，连续提出尽快统一认识的提案，得到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支持。由于曾世英的几十件提案发挥了很好的社会作用，六届政协无党派组在工作总结中特地对他提出表扬，号召大家学习他“春蚕吐丝般的奉献精神”。
    曾世英勤勤恳恳描绘祖国河山70余载，至今仍然坚持每天乘班车到单位工作。1989年6月，为祝贺他从事测绘工作70年暨90寿辰，全国政协无党派办公室和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学术报告会，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等领导和160多位从事测量制图、地质地理及语言文字工作的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他对地图学和地名学的卓越建树以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祝愿他健康长寿。曾世英激动地表示：“一定要把吴玉章先生的自勉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事业未成劲不松’作为座右铭，在我的余生中奉行到底！”